陈更生的博客

                                 心中父亲

                                               □陈更生

    父亲如果还活着，今年就77岁了。即使这个年龄对现如今的人来说，也并不算高龄，可病魔却过早夺去我深爱的父亲延续生命的权力 ，老天不公。

    我真想老父亲还活着，我总觉得他老人家还活着。

    父亲名叫"凌云"，可他一生没有实现凌云壮志，那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父亲没有任何怨言，他就是那样一位不抱怨一切的实在人，总靠自己的实力和努力去争取结果。

    作为长子，从小到大，我有太多关于父亲的记忆，这些记忆是那么刻骨铭心、永生难忘地烙印在脑海里。父亲的做人、做事原则和态度对我一生影响极其深刻，以致于，我常常用一种骄傲和感激的心态面对生活，面对人生：我拥有良好的家庭基础教育环境。

    父亲是50年代我们县屈指可数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他在县里从事教育工作，教书育人，我记忆中和父亲的深刻交往是从3岁开始的。

    那时，我和母亲与父亲经常生活在父亲所执教的原阳县二中，二中所在地是我们县的原武镇，镇上常有集市，母亲说我那时最喜欢吃野兔腿，每逢集市，父亲会交给妈妈几毛钱，带我去买两毛钱一只的兔腿，我总吃得乐不思蜀。我幼年和父亲生活在二中，还有记忆深刻的两件事，每每回忆起来，父亲和母亲都怀疑我怎么会记得，一个3岁的孩子能记得那么真切吗？我的叙述父母都给肯定了：一是我和当时二中校长的儿子在一起玩耍时，不慎让手中的小刀把人家脖子上扎了个窟窿，吓得父亲三番五次去给人家道歉，我还一个劲狡辩是他不小心撞到我小刀上的；二是有一天晚上，父亲住的小屋一墙之隔的一家起了大火，父亲让母亲用布单包着我冲到学校的宽阔地，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火灾，火光冲天，整个校园被照得通明发亮，把我和母亲撇下，父亲说了一声"我得去救火"，随即就冲向了火海，那时看着父亲匆匆的背影，我在惊恐中心想：爸爸会不会被大火烧死。

    我是父亲的长子，他特别疼爱我，不知道是几岁的时候，父亲每逢周末回家，都给我带吃的，那时我喜欢吃"广东甜蜜"（如今的黑皮甘庶），父亲即使半夜到家，我已睡觉了，他也要让妈妈把我叫醒吃上一节，第二天起床，我的小手会被甘庶汁粘住，那时的"甜蜜"真甜。这是我同村伙伴很难享受到的幸福。

    父亲的道义、责任感和吃苦耐劳精神具佳，村里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众口一词评价：大好人。我也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自豪。

    后来，父亲从二中调至原阳县农中任教，农中拥有许多滩地，该校的教职工除了学习，要承担种地任务，那是勤工俭学，现在想来，应该是以地养校。原阳农中紧挨着黄河，就在黄河滩里，学校向南几公里就是黄河水了。我上小学后，每逢放假，我都央求父亲带我去他学校住上一假期，那时我已有了妹妹、弟弟，母亲一个人在家操持家务和农活，很需要我放假帮她看看孩子，帮助干点家务，我们家在农村算是"一头沉"家庭，也就是男的在外工作，女的在家操持家务，这样的家庭在我们村有好几家，尽管父亲每月能挣几十元工资，可年终要卖工分才能分到口粮，所以，家里的生活并不是十分富裕，母亲在家也非常辛苦。每逢放假我急于和父亲去学校，有很多因素：一是不用在家受母亲的气，不用照看弟弟、妹妹，不用背着箩筐去割草，不用去井上挑水，不用帮母亲和煤、烧锅做饭......跟父亲一走，可以逃掉许多劳动。有时候，父亲不想带我走，我会死皮赖脸地在母亲、父亲间来回纠缠，甚至采用哭闹的办法，最后，父亲还是会慈心发作而妥协，每每这个时候，我会表面上不露声色，内心却压抑不住激动，那时的心情，只想快快坐上父亲的自行车，飞速西行，离开家里与父亲独享天伦之乐。我们家离父亲所在原阳农中，有30多公里路程，那时坐在父亲自行车上坐得屁股发麻也不敢吭声，生怕一说父亲不让去了，可父亲心里了解他的儿子坐车的滋味，每当我坐在自行车大梁上不住地扭屁股换位置时，父亲就会立刻停车，把我放在后架上，放在后架上坐着是舒服，可父亲不放心，怕我不安全，不住地扭头看我，生怕我不在他的视线内，坐着睡着了掉下车来。有时候，我和父亲去学校，父亲会让我坐公共汽车，我特别喜欢乘坐公共汽车去父亲的学校，那种感觉很好，坐在汽车里，我可以兴奋地看黄河大堤上两边一棵棵树木向身后跑去的"壮观"景象，那时，每当我回到村里和小伙伴谈起坐公共汽车的感受，他们都羡慕不已，他们从来不知道坐公共汽车的滋味有多么美好，因为坐公共汽车需要花钱，不是一般百姓都能坐得起。只要与父亲一踏进校园，我的心就放到了肚里，我就可以任意驰骋于校园和黄河滩区，与那里上学的大姐姐大哥哥们玩耍，父亲那时已是学校的副书记和革委会副主任。麦收季节，学校的教职工都会带上我去割麦，黄河滩地面积大，野兔很多，他们经常会捉一些小野兔给我玩。野兔野性大，不好养，尽管我给它们弄来了最好吃的嫩草，它们还是会抵抗吃草，最后愤愤死去，我总是伤心地把它们埋葬在父亲修剪过的苹果树下。还记得，农中有一位叫高杰的职工叔叔，人很好，他在学校负责养猪，我经常和他住在一起，高杰叔叔每天夜里给我读《高玉宝》、《闪闪的红星》，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也总是在高叔叔的读书声中慢慢睡着，他那有猪粪味的房间，是如此诱人，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种幸福感在心头。对，和高叔叔养猪的有一帮职工，都是些穿得很干净、时尚的人，记得有一位叫"捣包"的就是个时尚青年，他们经常教我扎腰带，如何把衣服扎进裤腰里再把衣服往外提一些，看着美观自然。因为这个阶段属文革期间，学生基本不怎么进教室学习，农中又是一个学农兼顾的特殊学校，学生和教职工与周边农民因为土地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因此，学校有几个公安人员常住，有一位持手枪的公安叔叔，已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我喜欢和他一块出去守麦田，他总是让我拿着他的手枪，走在队伍前面，那是一种相当牛气的感觉。在农中，麦收季节，就能经常吃到白馍，还有烧洋葱，有时候也吃高粱面黑馍头，做这种馍头，厨师也象做白馍头一样，把面搓成胳膊粗的长卷，然后切成一节节的就成了黑馍头，这东西很硬，很难吃。可我从来不嫌它，我怕一说，父亲下次不让我来学校了。我喜欢父亲修剪的苹果园，可总是吃不到树上的苹果，因为秋天果子成熟的季节，我已回到村里，父亲又是很耿直的人，他不会拿公家的东西捎回家。那时，父亲有一本关于苹果技术方面的书，是彩印，我常常看着书上的彩印苹果流口水，那也是一种享受，以致于，父亲的那本书我放了好多年，不知道什么时候丢失了。和父亲在农中的生活记忆有很多。有一次，父亲用他的自行车带着我和母亲、妹妹去学校，走到马井街，快到学校时，被母亲抱着坐在后架上的妹妹的脚不小心被扭在了车轮里，我清晰地记得，妹妹的脚踝血肉模糊，大哭不止，父亲为此自责了很久。有妹妹的伤在身，那个假期，我玩得并不十分开心。还有一次不开心，是父亲害了眼病，他躺在床上不能起来，点眼药又是自己点，我不能帮父亲，靠在门口看着父亲在床上、桌子上来回寻找眼药水时，我伤心地哭了，我想爸爸会从此看不见吗？我偷偷地哭泣让父亲听见了，父亲笑着把我拉到跟前，说："爸爸这是害眼，点点眼药水就好了。"父亲为此很是感动和自豪，他说我长大了。

    在父亲呵护下的我的童年是如此快乐而幸福，尽管那时生活比较艰难。

    我家生活在农村，毕竟有父亲在外工作能挣工资，上世纪七十年代，这样的家庭已算很好了，可我知道父亲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时候，我们家在农村是经常可以吃上"花馍"的人家，就是一层黑面、一层白面蒸的馍头。那时候，妈妈蒸出来馍，我最喜欢抢吃"卷头"，"卷头"白面多，香呵。我知道，我们家的这种生活是靠父亲撑起来的，我常能看到，父亲用自行车驮着一百多斤的大布袋往家驮粮食，那是他找熟人换粮票买来的麦子。我们家住在高岗上，每当父亲运来粮到家门口的坡下时，他会喊一声"更生"，这时我就知道父亲又用体力从几十公里外为我们运来粮食或别的物什了，我会飞快地跑下坡，蹶着屁股帮父亲把驮粮的自行车推回家。父亲喜欢捕鱼，每逢节假日，父亲会借来撒网，带着我到堤北的野沟塘里捕鱼，父亲撒网，我拾鱼。我后来学会撒网就是受父亲的影响。今天，我买了两张撒网，捕鱼再也不象父亲那样去借人家的鱼网了。我常想，如果父亲还在，我该陪他去玩了，可老人生生地不让我陪，天堂会有河沟和鱼儿吗？父亲在那里能有鱼网捕鱼吗？我购买的两张网常常闲置着，只想等父亲用力把网撒向天空，撒向故乡那碧蓝的水塘。如果有这幸福时刻回来，我仍然会像父亲的小狗一样，跟在他身后，欢快地拾鱼。

    父亲身高一米七八，年轻时是一位很帅气的小伙子，父亲还是个体育健将和文艺爱好者，他在大学期间，曾在全国大学生体育运动会上拿过名次，父亲的板胡拉得相当棒，我最喜欢听他拉板胡。父亲是个直性子人，认死理儿，特别认真，因此，他在农中期间，当年的左、右两派政治斗争很激烈，父亲不想搅入派系斗争的漩涡，可他终究抵不过政治的侵袭，还是被划入了当权派行列；但父亲的为人作风，两派都想拉他为伍。当时，农中闹学潮和政治斗争也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轰轰烈烈，当时的校长几乎被赶下台了，父亲作为副书记一人支撑学校事务，左右招呼两派人物，他不忍心看着政治斗争毁了青年学子的大好前程。但是，他终于抵抗不了这种心理折磨，父亲倒下了，他精神失常不得不在家休息。那时，不能有人提起"学校"二字，只要提起父亲就会情绪激动，一激动他就不停地哭泣、流泪。他常常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家里，不自觉地流泪、痴语。父亲的病，给全家笼罩了浓重的阴影，我们家像天塌了一样，全家人都在细心地安慰、开导父亲，不记得多长这种折磨人的时光，父亲最终康复了。恢复后的父亲再也不想去那个伤心之地，县委给他调整了工作，父亲被调到县文教局，从此，父亲和文艺结下不解之缘，他分管着县文教局下属的影院、剧院和新华书店。那时候父亲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影剧院，70年代文化贫乏的时期，电视机没有普及，人们对电影、戏剧的渴望程度，是现代年轻人难以想像的。记得那时的电影票、戏票很吃香，父亲的朋友、熟人，还有老家的人经常找父亲要票。他是领导，手里控制着出票权，凭父亲的一张纸条，就能到售票窗口拿到票。我记得，那时候，父亲的身后、办公室总是跟着、围着一群人，能从父亲那里拿到票的人会兴高采烈。我那时占着父亲的光，看了不少免费电影和戏剧。父亲是个好人，在县文教局工作期间，村里经常有大伯、大叔、哥哥们到文教局找他，除了要戏票之外，有事没事，饭时，吃父亲一顿是常事，父亲那时的工资不少花在了这上面，局里的人都说老陈家的人真多，父亲总是笑笑说："人多了好，他们在家吃不到咱食堂这么香的饭菜，让他们解解馋吧。"每当这时，食堂的大师傅都会多为父亲盛些饭菜。我那时候不理解：老家人怎么总来吃父亲？父亲的文艺情结也是在这时候培养起来的。在文教局工作期间，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村上学的孩子得了父亲不少帮助。文革后期，上学还时兴推荐，我们村的兰妮、老金、社妮、小伍、小联，很多人包括周围几个村的熟人、亲戚，都是父亲推荐上的工农兵大学和高中，父亲因此倍受乡亲尊重。父亲总教导我们几个子女：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人要为尊严活着，不能让人在背后戳脊梁骨。40多年来，我一直是遵循父亲的教诲认真履行生命的价值，一直很有尊严地活着，很有尊严地报答着父亲。实际上，我这一生最愧对父亲的是没有正经考上大学，光宗耀祖。父亲对我的期望值很高，一直指望着我子承父业，可我居然没良心地辜负了他老人家。父亲为我倾注的心血最多。原来还打算指望父亲为我推荐上大学，可就在1977年我上高中的前一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这彻底击碎了我投机上大学的美梦。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父亲也全力以赴辅导我，后来，父亲把我从乡下的中学转到县城里的一中，父亲怕同事说闲话，不让我在文教局搭伙，白天我在学校食堂吃饭，晚上和父亲住在办公室，每月我的伙食费能花15元，父亲不心疼，我却心疼得不得了，在乡下上学时，我是每星期背着母亲在家蒸的花馍和自制的咸菜上学，一月花不了那么多钱。可父亲培养儿子的决心很大，他义不容辞，义无反顾。父亲是学历史的，他当老师那会儿，是全县有名的历史教师，他曾经教的一个班几十名学生，全部考上了大学。父亲就以这样的教学功力，为我辅导功课，我却不相信他。因为我想父亲到文教局工作，脱离教学多年，他有能力有经验辅导我的功课吗？心里这么想，嘴上不敢说，我就这么不愿接受地软抗着。父亲为我出历史题，划考试范围，直到最后高考前几天，为我出了一张历史试卷，我最终以一种排斥心理暗地拒绝了父亲的苦心。1979年高考结束，我的历史成绩只得了不到60分，如果我背会了父亲为我出的那张试卷，就能拿80多分。我和我的同村好友薜义（父亲一块辅导我们），高考后伤心得流鼻血，后悔莫及，当年，我的考试总成绩距离录取分数线差十多分。从那往后，我们再也不敢轻视父亲的学问。想想那时候的表现，真想扇自己嘴巴。那时父亲为我们耐心地连夜辅导功课，我们居然会打瞌睡，父亲居然不恼不怒，把我们叫醒去洗把脸，继续辅导，可见父亲望子成龙的心情有多么迫切。可我就这样辜负了父亲的一片苦心，就这样让一个教育名家脸上无光。可想而知，那年很要面子的父亲在同事面前，是如何抬得起头的。后来，县文教局分家，父亲去文化局，这期间我又复读了一年，在文化局与父亲同吃同住，可复读的高考结果，仍然让父亲失望，也许是培养孩子的失败，父亲无颜面对故友同事，他选择了新的工作岗位，彻底走出文教界，1984年父亲调到了离家很近的包厂乡政府工作，他说这样可以好好地照顾家里。我们家姊妹5个，4男一女，父母负担很重。从这时候，父亲的身体已不十分健康，常见他大把大把吃药。我在第二次高考失败后回村当了三年的民办教师，不认输的我3年之后，在父亲的鼓励下，重又走上复读之路，可就在父亲的呵护下，我苦苦复读就要冲击高考时，父亲被查出肝病，大夫怀疑是肝癌。母亲承担不起这种打击，我是父亲的长子，父亲只能把这个消息很不情愿地告诉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如雷轰顶，我和父亲抱头痛哭，父子俩泪流满面，我们要瞒着母亲、弟弟、妹妹们，他们承受不了这种打击。那时，我脑子想了很多：我们村有两个考上大学的同龄人都失去了父亲，也让我用如此高的代价换来大学生活，我一百个不愿意，我要父亲，我当时毅然放弃了高考，和父亲一起走向省城，走进河南省人民医院。经过长时间的住院、检查、专家会诊，最终排除了父亲肝癌的可能性。可因为长期的劳累，父亲的肝病已比较严重，大夫建议卧床休息。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父亲，回家后告诉我，他真担心自己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姊妹五个一个也没成家立业，成长的任务还很重，父亲不忍放弃他的责任。好在老天有眼，让我的好父亲延续生命20多年，可老天不公，他让我的父亲也少活了20多年，甚至200多年呀！

    父亲大病出院后，全家人都很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尽量不让他干重体力活，母亲也每餐精心为父亲调理饮食，父亲因此恢复很快。1984年，全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头沉"家庭可以把全家户口农转非，我们全家只花了4元钱不费吹灰之力办了6口人的城镇居民户粮关系，从此我们家成了农村里的吃商品粮户，这是那个年代农村人梦寐以求的事。因为子女没有工作，我们家的土地还照样种着。虽说父亲是国家干部，可他的农活样样精通，犁地、播种、扬场，这些具有技术含量的农活，父亲比那些农民做得都好。父亲懂科学种田，80年代，父亲就带领我们全家搞起了秸秆还田，那时的办法很笨，是用为牲口切草料的铡刀一刀一刀把秸秆铡碎撒到地里。为了不让父亲过分用力，我和妹妹、弟弟们就多干，有时候，我们的手会磨出血泡，即便如此，只要干活的时候，有父亲在场指挥着，我们就干得高兴。我们家干活还是会取巧，也得到了不少邻居和父亲同事的帮忙，记得那时，在地里干活，经常得到爱香姑姑，爱琴、新字姐姐等邻居的帮忙，我们常常感激不尽，这和父亲在村里的为人好是分不开的。那时候，我家没有牛、马和拖拉机，干重些的农活，全靠邻居接济，借邻居的牲口是常有的事，农村人的那种朴实和大气，已成为一种美德。父亲还可以调动乡里的卡车，时不时的，为我们家运些重物，已经很自在了，很自豪了。真的，那时就想：有这样的父亲真好！

    最后十多年，父亲是靠中药加西药维持健康的，父亲太想把家打理得富裕一些，可他背负着沉重的子女负担，一直是艰难而坚定地前行着。父亲也想尽了一切办法，去改变这个家庭的生活状况，父亲竭尽全力。父亲在乡里管着救灾款，他是有机会做手脚贪污公款的，可父亲一生的清白做人原则没有一点改变，经他手救济的全乡贫困家庭数百户，总以感恩的心面对他。父亲退休时，还欠着别人数千元钱，这钱是儿女们还的，也应该由我们儿女还了。

    父亲毕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开明，不守旧。我们如果穿着新衣服或干净衣服干农活，怕把衣服弄脏时，他总是说："干活就要舍得身子，衣服是为人服务的。"在那个钱比命还重要的年代，他从来不会心痛他拿钱为儿女买来的衣服。我们谈恋爱，他也不干预，只是给我们提建议。父亲就是这样用他的人格魅力一点点去影响后代。

    父亲是个负责任的人，他对母亲的爱是纯真中夹杂着歉让，母亲出自过去的大户人家（即后来的地主家庭），脾气也不好，她又是姥爷姥姥的大小姐，娇生惯养，嫁给父亲后，父亲处处让着母亲。1978年的一天，父亲带着母亲进城，中午请母亲到饭馆吃了顿羊肉烩面，母亲回家几天不搭理父亲。最后，问清原委，父亲才知道，母亲埋怨"我整天不进城，进城你让我吃顿在家整天吃的面条"，父亲大喊冤枉，父亲说："那可是刚刚兴起的新食品--羊肉烩面，城里人巴不得天天吃呢，那可比你想吃的饺子、丸子汤还贵呢。"听了父亲的这般解释，母亲这才算消了气。这件事，经常被我们子女拿来开母亲的玩笑。

    还记得，我大弟三、四岁时，不懂世事，一次在村上一个卖西瓜车旁，弟弟捡人家扔到地上的西瓜皮啃，我看到了伤心地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哭了，父亲回来后知道了此事二话没说，第二天，他不知从哪用自行车驮来了一布袋西瓜，让我们几个吃了个痛快。父爱无边，他是不忍心儿子们受委屈。

    父亲退休后，曾在家小规模养鸡，也成功了，但收效不明显，他曾在农田里大面积种西瓜，种药材，也没有更大的起色，他在队里分给我们的河堤上种树，可那也换不了几个钱。父亲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实现他的凌云壮志，可父亲一直在努力中寻找安慰和快乐。他看到了儿女工作、生活幸福的希望。

    1997年初，父亲再一次病重，这时我已到省城报社工作，也小有名气，父亲也曾为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这迟到的自豪，给父亲的太晚了。那时，父亲开始消瘦，可父亲没有什么感觉，一直照常用药，听一位老中药说患肝病的人吃甲鱼好，那一段，我经常从郑州纬三路水产市场买几个活甲鱼送回家，等父亲吃完了再买再送。可父亲消瘦继续，后来，在家人和子女们的一再催促下，父亲才再一次走进省人民医院，这一次，我再次承受了恶噩对心灵的折磨，我真的要失去父亲了。为了不让父亲了解他的病情真象，我和妻子求大夫开了假诊断证明，可父亲从我难以掩饰的苦中带笑的表情，就什么都清楚，可父亲是个慈悲之人，他不愿揭穿儿子的爱心骗局，直到他离开人世，他没提自己的病情。父亲只是很释然、很轻松地宽慰我："儿子，这次不管是啥病，爸爸都不怕了，不象上次给我判死刑，那次是真害怕，你们撑不起这个家，可现在，有你们顶天立地，我完全可以放手了。"我不否认也不肯定地看着父亲，无言。那些天，我带父亲去看球赛，吃好饭，洗桑拿。我坐在病床边为父亲修剪指甲，可一切的努力都太晚了。我即便用尽天下孝道也不能弥补父亲为儿女一生的操劳，也换不回父亲宝贵的生命，我伤心欲绝......

    后来，父亲非要出院回家，我不让，他骗我说想我妈了，回家看看再来。我答应了父亲，可就是这一次回家，父亲再也不愿离开他用毕生心血经营的家园。父亲躺在当院的小木床上，我坐在父亲的床头前用双手梳理着他花白的头发，儿子想用这种方法，减轻父亲的肝部疼痛，那一刻，我看到父亲满脸的轻松。我以为他会说一声：好好给爸爸挠挠头吧！我真的想让父亲轻松下来，可他什么也没说，我知道，这是父亲在弥留之际给儿子的一种安慰。看着父亲，我的手颤抖着在父亲的白发间摸索，像要抓住父亲的魂魄不愿松手，我满脸泪水在默默地任意发泄，又怕泪滴打湿父亲满脸的苍桑，这时，小姨把我拉到一边，我跑到屋里，关紧房门，用棉被蒙住头痛哭失声：父亲，别走！

    父亲临终前，想吃水果，我回到郑州给他买了各种各样的洋果，等我兴冲冲地抱着水果，就像鲁迅笔下的老栓拿着人血馍头的心情冲到家门口时，弟弟身上的白孝衣让我明白了一切：父亲走了！我扑向已安祥地躺在堂屋当门的父亲，抱着父亲摇喊："爸爸，我把水果给您买来了，您咋不等我就走了？"

    父亲这是在心疼儿子，他不想在临终前那一刻让心爱的儿子心灵再受折磨，我感激父亲：他给儿子留下了他健康、在世的美好回忆。

    父亲刚去世那几年，我几乎每天夜里梦见父亲，多少次在梦里喊着父亲哭泣，我哭喊："爸爸，你怎么不帮我呢？我真的忙不过来，母亲、妹妹、弟弟，都要我去照顾，爸爸，你怎么就忍心看我笑话？"一声声呼唤中，身边的妻子把我推醒，我已是泪流满面，父亲还清晰地站在梦中，那是我伟大的父亲！

父亲1996年在田间劳动